海禁(古代中国禁止民间私自出海的政策）
海禁（又称洋禁），是一种锁国政策，旨在禁止民间私自出海，有谓“片板不许下海，艨艟巨舰反蔽江而来，寸货不许下番，子女玉帛恒满载而去”，也限制外国商人前往本国通商。具体实施随着时间变迁而有张有弛，即“严禁”及“弛禁”之分。海禁本来的目的是为消灭反叛势力、打击海盗及走私，保障社会稳定的初衷。日韩亦有此政策，朝鲜王朝皆执行海禁逾200年，规定指定国籍和商人外，官民禁止与别国商人贸易。然而，实际上真正受到打击的是本国经济、对外的贸易及渔业、外交关系，以及科技知识的学习与交流，因此历代以来各政府的海禁最后都不了了之，并最终以开港通商收场。此外海盗和走私商人的活动亦反而因为海禁而更加猖獗，对本国及其周边国家的社会和经济发展产生了消极影响。
中国历史上，海禁横跨元、明、清三个时代。元朝曾经4次实行海禁，每次持续时间都比较短，共约11年，这时对海外贸易并未产生全局性的负面影响。而明清两国的海禁，始于明朝不堪海盗集团的骚扰，其后清朝为了防堵反清势力延续，这次不仅在政策上有所强化，而且持续时间长达多年。此时正值大航海时代，中国的贸易与外交的缺席，海禁也成为别的境外势力崛起的契机，如东南亚陶瓷业等等因此得到发展。另一方面，藩属国例如琉球等国家，亦因为海禁的关系，利用独占与中国中转贸易的契机而抽取大量利益。
明朝海禁
海禁的实施
“海禁”是明朝的一项锁国性质的基本国策，从洪武年间到隆庆年间，实行了近200年，纵贯大半个明朝。形成了成熟的海禁政策与概念。明朝海禁严格禁止人民对外通商贸易，限制外国人到中国进行贸易。明朝唯恐禁海不力，有关海禁的诏令每过几年就会重申一遍。
明朝海禁时期规定人民不但“片板不许入海”，甚至民船造得稍大一些就是违法。《大明律》规定：“若奸豪势要及军民人等，擅造三桅以上违式大船，将带违禁货物下海，前往番国买卖，潜通海贼，同谋结聚，及为向导劫掠良民者，正犯比照已行律处斩，仍枭首示众，全家发边卫充军。其打造前项海船，卖与夷人图利者，比照将应禁军器下海者，因而走泄军情律，为首者处斩，为从者发边充军。”
海禁的起源则是跟海盗有关，元末起义军领袖之一的朱元璋击败其他义军，于公元1368年建立明朝。一方面，明朝前期倭寇猖獗。据《明史》及《明实录》记载，仅1368年至1374年七年间，倭寇对中国沿岸的侵扰次数就多达二十三次。
此时正值日本的南北朝内战，流离失所的日本平民为逃避战乱，纷纷流亡海上。1392年（明洪武25年），日本北朝的足利氏吞并南朝，不少南朝遗臣相继逃亡出海，与日本浪人组成武装，形成倭寇，侵扰中国沿岸地区。另一方面，曾割据江南沿海州县的张士诚和方国珍，自被朱元璋击败后，其部下亡命海上，勾结日本浪人，侵扰山东、南直隶、福建等沿海地区。有鉴于苏、松、常、嘉、湖等州是张士诚的旧地，朱元璋因而对以上地区采取歧视性政策，所征田赋较其他地区高出十倍以上，当地百姓不堪其苦，流亡他乡，或作为倭寇向导。此外，闽浙大族亦为了利益私通倭寇。
为了防止沿海反叛势力私通倭寇，洪武三年（1370年），明廷“罢太仓黄渡市舶司”；洪武四年（1371年）十二月颁布“禁海令”，规定：“……仍禁濒海民不得私出海”；洪武七年（1374年），明朝撤销了自唐朝起就存在的负责海外贸易的福建泉州、浙江明州（今宁波）、广东广州三处市舶司。
永乐年间虽有郑和下西洋，但海禁政策较洪武年间更为严苛。永乐二年(1404年)诏令“原有海船者，悉改为平头船，所在有司，防其出入”。永乐五年（1407年）甚至在安南也实行海禁：“亦不许军民人等私通外境，私自下海贩鬻番货”。
倭寇侵袭
明朝洪武、永乐年间，因当时明朝国力较强，没有造成重大影响。同时，洪武、永乐年间大力打击海上的商业活动，阻碍海上贸易发展。因为明朝政治腐败，海防松弛，并实施闭关锁国措施，加上日本当时战乱频发，一些武士和海盗与部分受到海禁负面影响的明朝商人联合，入侵中国，以至倭寇横行，在大片沿海城市展开掠夺[来源请求]。
隆庆开港
直到16世纪中叶，明廷为了重建海上秩序，对海禁存废产生严重分歧。隆庆元年（1567年），福建巡抚涂泽民请开海禁并获准。但是，明朝仅开放了福建漳州的月港一处口岸，而且只允许泉州和漳州的商人对外贸易，并且禁止对日贸易，史称“隆庆开关”。由于政府部分开放海禁，得以缓解。
清朝海禁
清前中期的对外贸易，包括延续前明的11年传统朝贡贸易时期（1644-1655年），29年的海禁时期（1655-1684年）和其后158年的开海贸易时期，其中开海贸易时期包括73年的四口通商（1685-1757年）和85年的一口通商（1757-1842年）。
禁海与迁界
顺治三年(1646年)编制的《大清律》保留了《大明律》中有关“私出外境及违禁下海”的条文。顺治四年(1647年)因广东平定颁发的“恩诏”中说：“广东近海，凡系漂洋私船，照旧严禁”。顺治十年的一份户部题本说：“自我朝鼎革以来，沿海一带，俱有严禁”。不过，当时的海禁政策并未真正执行，清人根本不知有海禁。甚至康熙十五年(1676年)时任江苏巡抚的慕天颜在《请开海禁疏》也说：“记顺治六七年间，彼时禁令未设”。
为了削弱、消灭郑成功等抗清力量，早在顺治十二年（公元1655年），浙闽总督屯泰奏请“沿海省份，应立严禁，无许片帆入海，违者置重典。”顺治十三年（1656年）六月，清廷正式颁布“禁海令”，敕谕浙江、福建、广东、江南、山东、天津各省督抚提镇曰：“严禁商民船只私自出海，有将一切粮食、货物等项与逆贼贸易者，……不论官民，俱行奏闻正法，货物入官，本犯家产尽给告发之人。该管地方文武各官不行盘诘擒辑，皆革职，从重治罪；地方保甲通同容隐，不行举首，皆论死。”然而，海禁实行五年未达到预期效果。
顺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郑成功率领南明军队北伐失利后，退守厦门，清廷趁明军新败之际，派遣安南将军达素率领清军进入福建，并将浙江明安达礼属下八旗军以及沿海各省绿营水军，都归达素亲自指挥，企图消灭郑成功麾下明军，史称“厦门战役”。在该战役中，郑成功麾下明军大胜，清廷沿海各省水师在此战中几乎全军覆灭，其海上力量受到毁灭性打击，故此在顺治十八年（1661年），清廷采纳了黄梧的“迁界令”，将东南沿海居民内迁三十至五十里，村社田宅悉皆焚弃。康熙年间早期也曾多次重申海禁政策。
展界与弛禁
康熙亲政后，一些地方逐渐“开边展界”，人民回乡复业。康熙七年(1668年)，郑氏已退守台湾，广东先行松弛海禁。康熙八年（1669年）允许沿海居民复界。平定三藩之乱的战争即将结束之际，福建总督范承谟、姚启圣，江苏巡抚慕天颜，福建巡抚吴兴祚，广东巡抚李士祯等先后上疏，要求废除海禁，准民出海贸易。其中以康熙十五年(1676年)慕天颜的《请开海禁疏》最具代表性，由其中所述“今则盛京、直隶、山东之海船固听其行矣，海洲云台之弃地亦许复业矣，香山、澳门之陆路再准贸贩矣”可知此时北方的沿海省份已解除海禁，唯江浙闽粤四省尚在禁列之中，但江苏和广东的部分地区已弛禁。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朝平定明郑台湾，正式展界。所谓“展界”，就是安排在顺治十八年前后被迁界令强迁的沿海居民复归故土。十一月，康熙帝将吏部侍郎杜臻、内阁学士席柱差往福建、广东主持沿海展界事宜，行前谕曰：“迁移百姓事关紧要，当查明原产给还原主，尔等会同总督巡抚安插，务使兵民得所。”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朝正式开海，准许百姓对外贸易，并在“粤东之澳门（一说广州）、福建之漳州府、浙江之宁波府、江南之云台山”分别设立粤海关、闽海关、浙海关、江海关作为管理对外贸易和征收关税的机构。江浙闽粤四大海关总领各自所在省的所有海关口岸，通常下辖十几至几十个海关口岸。
定点通商与缩禁贸易
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清廷禁止南洋贸易，但并未禁止东洋贸易和西洋贸易。雍正五年(1727年)，时隔十年后清廷重新开放南洋贸易。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乾隆帝以海防重地规范外商活动为理由，谕令西洋商人只可以在广东通商。但是实际上，当时在南洋的一些西方殖民者仍被允许到闽、浙、江海关贸易，特别是闽海关。例如，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四十八年(1783年)、五十一年(1786年)，嘉庆十二年(1807年)、十四年(1809年)，均有西班牙商人从南洋吕宋到厦门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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