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案策划、监制:袁载誉;文案:圆脸兔

进入现代社会,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口数量的极剧增长,在重大的人口压力下,晚婚晚育、少生优生成为大时代背景下所推崇的生育观念。

在这样的政策观念以及经济能力的影响下,孩子往往成为一个家庭巨大的负担,因此只生一个孩子或者不生孩子成为很多家庭的必选项。

在古代,为什么农民就算很穷,却依旧生一堆儿女?-

然而,与现代这种观念截然不同的是,在封建社会,对于不富裕的农民家庭来说,纵然孩子仍旧是一个巨大的负担,但他们还是毅然决然地选择了生得越多越好的选项,也正是因为这样,民间一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越穷越生,越生越穷。

那么,为什么古代的穷人们明明知道自己生活拮据,甚至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情况,却还要生一大堆孩子来硬生生增加自己的负担呢?

财富?劳动力?

封建社会,农耕经济称王,科技实力落后,农业生产生活大多依靠纯人力、纯手工,靠天吃饭使得每个劳动者的生产活动受制于自然条件。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扩大生产规模,增加产量,追求富裕似乎成为了传统农耕家庭不二的选择,更多的劳动力也就成为了他们不可避免的需求,所谓人多好种田就是这个道理。

因此对于以农耕经济为主的封建社会百姓来说,增加劳动力最好的方法就是生孩子,生孩子就是增加财富,当然越多越好!

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这句话对于封建社会的穷人家孩子显然更加地适用。大多时候,我们都可以在电视剧中看到,古代穷人家庭的孩子打小开始就帮着家里干活了。在农田中,十多岁的男孩子是比较常见的,而女孩子则是在家帮着做家务,除此之外,还有些稍微大一点的孩子会帮着父母带自己的弟弟妹妹。

对于穷人家的夫妻来说,这些孩子的出生,无疑是为自己添加了大量的劳动力,减轻了许许多多的负担。

在古代,为什么农民就算很穷,却依旧生一堆儿女?-

此外,与现在的小孩子不同,古代穷人家的孩子自小操持家中事务,并不是在父母的细心呵护下长大的,就算是出了社会,也有足够的能力在社会上独立,养活自己。

那么,肯定会有人要问了,这么多孩子,上学、衣服等等都是一笔不少的开支,如何去解决呢?这个问题其实不难回答。在古代,能够接受教育的孩子其实并不是很多,且主要是富人家的孩子,穷人家的孩子一生下来就注定了是干活的命,没有文化不可怕,被活活饿死才是最恐怖的。因此,在饥馑面前,读不读书、有没有文化,似乎已经显得没有那么重要了。

古代生育观念

古代人孩子生得多,除了上述对于劳动力的要求外,更多的还是受到古板的生育观念影响。

俗话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对于古代人来说,拥有传承香火,绵延血脉的子嗣,无疑是最最重要的一件事。

结婚为了什么,不是什么罗曼蒂克爱情,也不是什么救命之恩、以身相许,而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绵延后嗣。作为这场社会生产中的重要参与者,生孩子便是封建时代妇女们最有意义的一项工作了。一个妇女在夫家的地位如何,不仅仅取决于娘家的社会地位,更大程度取决于自己的生育能力。

在大户人家,生得多,这当家主母的地位自然稳固,没生,那自然就得时时刻刻提防自己被换位;在贫苦的农民家庭,要是妻子没生育,不仅要忍受婆母的刁难,毒打,甚至会被毫无疑问地扫地出门,基于种种情况,妇女们当然是卯足了劲,不停地生孩子。

与此同时,贫苦的古代人没有钱财去开启精彩的夜生活,生活单一,夜晚只能与妻子聊以慰藉,且那个时代避孕手段单一,打胎药并不是这些穷人能够负担得起的,怀了孩子只能生下来,因此,孩子只会越生越多。

在古代,为什么农民就算很穷,却依旧生一堆儿女?-

养儿防老,对于古代大多数农民来说,早生子早享福的观念已经深入其心,醉心生育,只为老有所养。从青壮年时期起,养育孩子已经成为这些农家当家人的一个必然选择,在耗去自己大半精力之后,回过头来,发现自己已经没有力气去计较曾经养育孩子的那些得失,只希望自己辛苦养育的孩子能够好好给自己养老。

最后,对于封建君主来说,一个国家国力是否强大,很大程度取决于人口的多少,对于民间的多生现象,他们往往会给予支持,这在无形中激发了农民们生孩子的欲望。

袁史有话说

希望靠着自己的孩子摆脱贫穷,希望孩子给自己养老,这是大多数封建时代农民生一大堆孩子的最深层目的。纵使家徒四壁,纵使解决了上顿没下顿,纵使自己和妻子之间可能并没有多深厚的感情,他们也始终相信,只有有更多的孩子,终有一天自己的现状才得以改变,才可以摆脱贫穷。

在古代,为什么农民就算很穷,却依旧生一堆儿女?-

往最坏处想,就算这一大堆孩子以后都没有什么出息,全在村子里务农,至少自己的养老问题不用担心了,这么多孩子,总有一个是孝顺的。

抱着这样想法,带着这样的无奈,封建时代的那些农民们一个个都自愿陷入了自己所不知道的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的死循环中,到了最后似乎也未曾意识到这样的一个想法并不是完全正确的。

勾承益.传统农业对中国古代男女、婚姻、生育等意识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探讨之一[J].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3):102-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