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录的典藏从七世纪一直跨越至十九世纪,共计两万多张图片。

巴伐利亚图书馆东方数据库-袁载誉

中文书籍收藏

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拥有世界级的丰厚收藏:近二十三万册刻印本和三千册手写本。 由于图书馆从19世纪就重点搜集收藏中国出版物,持久弥坚,藏书基本上涵盖了中国古典文化的各个层面。

首先,从数量到质量,图书馆搜集的古代印本足以证明其优秀收藏的地位。 其中,最为珍贵者当推二十多件宋(960-1644)元(1279-1368)珍本和百余件明本(1368-1644),包括几件可称得上仅存于慕尼黑的绝本。

三千余件汉籍手稿中包括佛经、道经、民间手写本、诰书、证书及地契。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唐代(618-907)敦煌写卷 。 近两仟八佰件手写本来自华南、泰国、老挝以及越南跨境而居的瑶族。

亚洲部中文书购藏的重点放在民国之前(至1911年)新版及现代研究文献。 除此之外,还藏有大量的西文汉学专业藏书,这些书籍均由图书馆内采编部采购。

自2011年卡片目录转为网络搜索以来,所有书籍可以使用中文或拉丁字母(拼音)在馆藏检索网OPAC中搜寻。

汉籍收藏历史

十七世纪初

汉籍的最初收藏可以追溯到十七世纪上半叶。 1558年,公爵阿尔布雷希特五世创建了巴伐利亚宫廷图书舘即后来的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关于馆藏汉籍最早的记载见1618年编纂的藏书目录。

维特尔斯巴赫世家与同时代王室一样对异国他乡的奇珍异物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汉籍从十六世纪起通过商人、游客及传教士传入欧洲。 由于维特尔斯巴赫公爵是耶稣会士及耶稣传教士在东亚传播天主教义的支持者促进者,可以说,十七、十八世纪大量汉籍被慕尼黑的宫廷图书馆收藏,得益于耶稣会士的馈赠。 其中不乏在华传教士自己纂刻的出版物。

十八、十九世纪

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伴随着耶稣会机构的纷纷解散、世俗化的进程、曼海姆宫廷图书馆的藏书纳入使慕尼黑的中文收藏得以进一步扩大。 在此之前,只有少量汉籍偶然被慕尼黑收藏,虽然其中包括罕见的珍品。

没过多久即发生了如下变化:通过全盘购入多家书商及私藏,到二十世纪初,慕尼黑一跃成为中国境外汉籍收藏最为丰厚的图书馆之一。 1830年,东亚学者卡尔·弗里德里希·纽曼(1793-1870)在广东购置的书籍中有3.500册归入本馆,1851年又从意大利商人奥诺拉托·马图奇(1774-1846)收购了2.700册。 1858年从法国东方学研究员艾提安·马克·伽特赫梅赫买进的私人藏书馆,其中含有近2.000册汉文以及满文藏书。

二十、二十一世纪

1928至1929年,乔治·赖斯米勒(1881-1936)受德国科学应急协会的委托,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自1919年起改为现名)从中国直接购置了近18.500册汉籍。

汉籍收藏熬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毫发无损。 相反,有关远东的西文书刊却损失惨重。 1953年将汉学家、艺术史家卡尔·亨策(1883-1975)的个人藏书买入,这在很大程度上填补了二战造成的空缺。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由于资本雄厚,汉籍收藏一路飙升。 截止今日,中文收藏以平均每年1.500册的速度在增长。

收藏概况

明末清初之前的中文写本及刻印本

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的最早汉籍积累可以总结如下(见Renate Stephan: 中文、满文手稿及稀有版本。 第二部分,慕尼黑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藏中文版本和手稿。 2014年斯图加特。 德国东方手稿目录,第XII,2册,第XIV-XX页):

早期佛教刻写本

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最早收藏的是佛经,是公元975年杭州雷锋塔雕版印制的《宝篋印陀罗尼经》(Res/L.sin. C 590)。 收藏中最早的手写卷记载为673年(Cod.sin. 4),即图书馆拥有的三件敦煌写卷之一,另外两件的编号为编号为Cod.sin. 89Cod.sin. 90

另外,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还藏有一幅世界上早已绝版的金版大藏经(Res/4 L.sin. C 266) 以及西夏党项文大藏经一帧经折装(Res/4 L.sin. C 267)。

特别值得一提的还有珍品崇宁藏大藏经两幅经折(Res/4 L.sin. C 247 und 248): 该版全藏在中国零星不全,则在日本存有全藏。 Res/4 L.sin. C 248 注明印造于1110年。 Res/4 L.sin. C 247特别之処鲜见于一募捐者存留了佛光大藏经的委托印刻合同副本,并留有募捐者1162年的笔记,这在全藏中尤为少见。

除此之外,汉籍收藏中有元朝的普宁亦或碛沙藏经(Res/4 L.sin. C 251-1 bis 4Res/4 L.sin. C 299308309)。

早期道教印本和写本

在为数不多的道教印品中,玉隆集(Res/L.sin.C 632)首屈一指,它成于元朝雕版印刷史上著名的余氏一族,书中鉴藏者的玉印寳玺大大提升了该书的自身价值。

这两部明刻本的扉页上留有捐赠者标注的时间: 1439年(Res/4 L.sin. C 229)和1450年(Res/4 L.sin. C 219)。 此二篇亦被收进《道藏》,但与图书馆收藏的版本有异。

明代手写本 Cod.sin. 136为磁青泥金写经,华丽昂贵的制作和著名的诸佛名号表明这三卷轴在宫廷内抄写完成,并亲自由皇上赐给某位重臣。

明朝的宫殿、国子监刻印本

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的藏本有不少出自明代的三大重要皇室出版机构,即:司礼监经厂、南京国子监和北京国子监。

朱熹研究《诗经》的著作、由司礼监制成的《诗集传》是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收藏的唯一的一部明殿本 (4 L.sin. I 85)。

《十三经注疏》是13部儒家经典以及注疏的总称,馆藏三种北京国子监刻本:《论语注疏解经》(4 L.sin. C 282)、《孟子注疏解经》(4 L.sin. C 283) 及《周易兼义》(4 L.sin. C 284)。 另外四种可以确定是明福建李元阳(1497-1580)刻本:《周易兼义》(4 L.sin. C 157)、《春秋谷梁传注疏》(4 L.sin. C 281)、《礼记注疏》(L.sin. C 639)以及《尚书注疏》(L.sin. C 641)。

百科巨著《玉海》(4 L.sin. Aa 50 )是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所藏善本中惟一一部南京国子监印刻本,从书页上可以看出是由不同时代的雕板印制,其中一部份为元代的雕板,也就是说其实是所谓的递修本,起码跨越了两个朝代。

明时期的藩府刻本

明代藩府刻印本特别体现了中国书史的特别之処:明成祖永乐皇帝之时,藩王各府的政治影响和军事干预受到极大限制,由于被剥夺了参政权促使他们将兴趣转移到艺术和科学领域。 藩王大都资金雄厚,不用考虑成本,所以这一时期出现了相当数量优秀的印本、抄本。

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藏有两本堪称此类稀珍本:由衡庄王朱厚矫出印的《洪武正韵》(4 L.sin. A 122)以及无标明出版时间的《文选》(4 L.sin. I 24)。

大出版家毛晋出版物

生于明晚期的著名的文献家、藏书家兼大出版家的毛晋(1599-1659)不仅自己收购了数量可观的书籍,且部分是他自己选定出版。 他翻雕出版了许多早已失传的宋、元原版文献,使其得以流传后世。

图书馆藏有由他于1628至1644年间制印的《十七史》(4 L.sin. D 165166167168169170171172173174175176, , 178 177, 179, 180, 181, 187, 191, 192, 193, 197),其中还有不少重本。 清初期(1648至1656),他修改了旧的雕版,1656年大功告成。 该书的编辑整理跨越了明清两个朝代,为名副其实的递修本。

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藏有大量毛晋本:除了十七史外,还有一部毛氏辑编的丛书《津逮秘书》(4 L.sin. Aa 308)、《六十种曲》(4 L.sin. Aa 52)以及若干在他的汲古阁出版的艺术类书(4 L.sin. K 121125142150 und 293)。

清代雕印及手写本

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的清代藏书已不再只局限于文学、政治以及中国经典作品,开始注重南方书肆的卖品。 因此,慕尼黑收藏了很多国内图书馆缺藏的印本或写本。

这一时期的收藏涵盖精良的手写及印刊本(武英殿本,经史馆本,诏令文书以及私刻本等等),同样还有所谓的民间和通俗文学书籍:长、短篇小说、唱本及剧本,历书、黄历、字典、医书,教义读本和乡试会试参考书等。 另外,图书馆还收藏了一些十八、十九世纪间中国向外出口制作的蓪草绘图。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十八、十九世纪的彩色套印本《芥子园画传》及《十竹斎书画谱》,图书馆藏有几本这样的杰出艺术画册(例如: 4 L.sin. K 290)。

西方传教士的中文写本及印本

同样值得炫耀的还有清朝中国传教士的书画。 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存有27种,或手写或印刻,均为传教士在中国传教时期的作品。 虽然书中含有拉丁文或西文字母,但是所有雕刻都为传统中式版印。

对于所谓的礼仪之争,我们也有三部藏文(Cod.sin. 30重本编本Cod.sin. 30 a, Cod.sin. 2931以及 Xyl. 51),关于东西历法的争执也有一题(Cod.sin. 31)。 另有珍本如:《天主降生出像经解》,实为两种不同的版本(Cod.sin. 23 und 4 L.sin. C 138); 《格致草》(Cod.sin. 26); 《圣方济各墓碑文》 (Cod.sin. 28); 《康熙八年、十年耶稣会教士利类思、安文思、南怀仁上书清帝自辩文》(Cod.sin. 31); 《奉天敕谕》即《清顺治十年颁封汤若望之敕谕》 (Cod.sin. 112) ; 《御制天主堂碑记》 (4 L.sin. C 136); 《礼仪之争文献...》 (Xyl. 51) ; 《纲鉴甲子图》(2 L.sin. D 6) 以及《红票》(Cod.sin. 2931)。 另外,馆藏《中文拉丁文手稿》 (Cod.sin. 1) ,尤为推崇的1684年传教士自用字典《汉西字典手抄本》(Cod.sin. 3)。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珍本《万济国华语官话语法》 (Cod.sin. 29)。 该书共印40册,现存世只有14本。

可以说,传教士文献出自维特尔斯巴赫王家藏书,或来自于1803年至1804年间由于世俗化的冲击被迫解散的修道院图书馆。 当然也有例外,如南怀仁自制的《新制仪象图》(Cod.sin. 24) 则是收藏家汉斯·亚当·冯·赖萨赫(1765-1820) 的藏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