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作为一介布衣平民,能从社会底层一路走上顶峰,成为一国之君,甚至还能将一个国家管理得井井有条,他的能力和谋略确实不可小觑。

朱元璋死后,为什么要后人给他人殉?一共有多少嫔妃为他殉葬-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却在死后选择人殉,让自己的妃子为自己陪葬,将一条又一条鲜活的人命活生生地扼杀,这是一种何其残忍的手段。那么,作为一个贤明的君主,朱元璋为何要做出这样的行为,他的妃子死得又有多惨呢?

一朝飘零落

《明史·太祖本纪》记载,闰月癸未,帝疾大渐。乙酉,崩于西宫,年七十有一。公元1398年,朱元璋病逝,这位经历过贫困,享受过富贵,做过行僧,当过皇帝,在马背上打过天下,也在龙椅上批过奏折的皇帝,终于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而随着他一起离开的,还有伺候他的那些妃嫔。

这些妃嫔里,确实有因为太祖之死过度伤怀,而想随他一起离开的人,但大部分人都是被迫自愿殉葬的。她们基本上是位份不高又膝下无儿无女的妃嫔,在后宫既无多大的权力,也没有多么深厚的根基。而她们去殉葬也不是我们想象中什么后宫争斗,尔虞我诈,只是因为这是太祖皇帝下的命令,是皇帝的遗诏。

《明朝小史》记载,太祖崩,侍寝宫人尽数殉葬。当时侍奉朱元璋的四十位嫔妃无一逃脱,全部都成了他的陪葬品。她们先是被安排聚在一处,吃一顿丰盛的饭。这一顿饭后,迎接她们的就是死亡的命运。至于死法,便是每人站在一个小凳子上,其上是横梁,横梁上便是那三尺白绫。

朱元璋死后,为什么要后人给他人殉?一共有多少嫔妃为他殉葬-

在这场被自愿的死亡仪式上,最可笑的是,每个嫔妃死之前都必须要痛哭一场,以示对太祖皇帝的哀悼。明明是被迫亲手结束自己的命运,明明是带着满腔的不甘与愤恨,却连表现出一丝的不愿都不能。而那些因痛苦恐惧而流下的泪水,也只能被冠以忠心”“深情这样的字眼。

或遇上那些不愿意的,烈性的,便有一旁监督的人强制抓住她,用绳子毫不留情地将其勒死。他们是完成了任务,太祖也有了所谓的陪葬品,而那些鲜活的生命却再也回不来了,只留下余温散尽后一具又一具冰凉的尸身,还有鬓边眼角抹不去的泪痕。

为何如此

毫无疑问,这样的殉葬方式是残忍的,是有违人道精神的。但是,在我国古代,这样的人殉制度其实并不少见。早在原始社会,就有以活人为死人殉葬的风俗了,到奴隶社会,这样的制度更是屡见不鲜,甚至后来迈入封建社会,人殉制度也没有消亡。

《墨子·节丧》记载,天子杀殉,众者数百,寡者数十;将军大夫杀殉,众者数十,寡者数人。这段话就表明了西周时期,人殉制度的相关要求,即不同等级的人死后,为他殉葬的活人的数量是不一样的,等级越高,陪葬的活人就越多。

到后来秦始皇去世,他的儿子秦二世也下令让宫人嫔妃为他陪葬,据闻因此死去的人更是计以万数

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人类文明的不断发展与进步,这样残忍的制度渐渐遭到人们的质疑与不满。于是,从两汉开始,人殉制度便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然而它的退出只不过是表面上的,到明朝朱元璋这里,它便死灰复燃了。

那么,这个半消亡的制度,这个可以说是不得人心的制度,为何会在朱元璋这里重新出现呢?

朱元璋死后,为什么要后人给他人殉?一共有多少嫔妃为他殉葬-

这其实与朱元璋本人所处的时代密不可分。众所知周,朱元璋是个靠农民起义逐步走上皇位的统治者,而他颠覆的王朝是元朝,一个由蒙古族建立的王朝。作为少数民族,蒙古的文明程度可谓是远远落后于中原,也因此,人殉制度在蒙古族内并不稀奇。

所以,算半个元朝人的朱元璋会有人殉这样的想法并不奇怪。甚至由于常年受蒙古族统治,中原的社会文化也遭到了冲击,社会上也有一部分人受人殉制度影响,并不反对它。

其次,作为一个统治者,朱元璋最希望的当然是自己的江山能够一直稳固,而女子乱朝正是元朝覆灭的一个重要原因。故而,朱元璋会有让后宫嫔妃陪葬的做法,甚至还下令后宫嫔妃不得干政。

除此之外,古时人们都认为人死了并不是就全然地消失了,还有灵魂存于世间,作为统治者的朱元璋也不会免俗。所以,他死后,为了有人继续伺候他,自然要找一批人陪葬了。

人殉制度在朱元璋后开始复兴,他的儿子、孙子等后来继位的皇帝,包括明成祖、明仁宗、明宣宗和明景帝等都有用活人陪葬的做法,一直到明英宗时期才被废止。

而人殉的做法也不止在皇室盛兴,迫于天家的威严,底下的百姓也只能纷纷效仿,无数妻子出于自愿或被自愿,为自己去世的丈夫陪葬,只为获得世人一句称赞,获得一个政府颁发的贞节牌坊

袁史有话说

让活着的人为已经死去的人陪葬,让地位低的人为地位高的人陪葬,这样的制度是何其残忍又是何其无道。披着所谓伦理纲常、等级高低的皮囊,便让无数鲜活的生命名正言顺地终结,这不是礼仪,而是统治者赤裸裸的虚伪和自私。

生而为人,没有谁天生就比谁低一等,也没有谁天生就该为别人活,为别人死,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每个人的生命都应该属于自己,也本就属于自己。

参考资料:唐天航.论明代人殉制度的废除[J].大庆师范学院学报,2018,38(2):120-124. DOI:10.13356/j.cnki.jdnu.2095-0063.2018.02.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