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最尴尬的市,曾垄断一产业25%的份额,如今却鲜有人知道它

若问四川那个地级市经济最尴尬,可能非“甜城内江”莫属了,攀枝花砸钢铁、泸州喝老窖、宜宾品五粮液、自贡看恐龙……,而内江只能抱着一个“甜”字了得。

全国最尴尬的市,曾垄断一产业25%的份额,如今却鲜有人知道它-

“清民”时节的初甜

甘蔗作为古时“糖类产品”的主要原料,是一种喜爱湿热的农作物,而四川盆地聚“湿热”的大地势为其提供了优良的“居家环境”。

因而四川以甘蔗为基础的成规模化糖业最早能追溯到唐朝,唐时苏恭著《新修本草》记“砂糖出蜀地……榨甘蔗汁煎成紫色。”

但据宋时王灼著《糖霜谱》记,那时的四川糖业集中在今遂宁、广汉一代的涪江流域,内江所在的沱江流域有但不是最好,至于内江糖何时取遂宁而代之?我们要回到那个刀光剑影的年代。

明朝末年华夏大地农民起义此起披伏,关外女真族又趁机入主中原,一时间明朝官军、女真铁骑、农民起义军杀的昏天黑地。

而四川是为那时的主战争之一,且因交战各方皆行“不给敌人一滴米”的坚壁清野,四川一时间千里无人,《四川通志》记“……明末兵燹之后,丁口稀若晨星。”

人都没了谁去种甘蔗?因而在悲惨的战争中,四川糖业第一次衰败了。直到康熙鼓励湖广填四川,于1671年带来了一位叫丁达一的福建商人。

出于作为优秀商人的敏锐嗅觉,丁达一一到四川看到荒无人烟的天府之国立马惊呼着这是老天爷送的商机啊!

于是他开始遍行四川考察可用的商业作物,也就是在这段时间里,他接触到了曾名震天下的“琥珀珍玉”——遂宁冰糖,那“甜”味入口让他内心瞬间美滋滋。

可能是对“甜”的流连忘返,丁达一下定决心一定要让“川糖”再次容光焕发,但他并没有将种植区放在遂宁。

出于商人精算的考虑,他将自己的种植区放在了距离成都平原较近的沱江流域,其中以内江县为主要地界(离成都近有市场,地又比成都便宜)。

当丁达一依靠种植园获取可观收入后,临近富商、农民开始争先效仿,一时间沱江流域甘蔗遍地,“甜”的声音响彻九天。

至此内江县以四川糖业中心的地位走上了历史的舞台,且在清末民初的时候,借着中国民族大爆发的时机,成为全国糖业翘楚,民族工业的典范。

20世纪初中国清王朝迫于英法坚船利炮,开始睁眼看世界,颁布追赶欧美的“新政”,全国开始了政府、民间资本双管齐下的经济大建设。

其中四川总督赵尔巽为了自己的政绩,将目光瞅准了四川自有优势“特产”内江糖,想着将其打造成四川的活字招牌。

为此他曾自掏腰包购入内江糖业股本20万元,还一度派遣官员前往日本学习新的制糖工业。

1911年,清王朝在辛亥革命的冲击下土崩瓦解,但由于革命的战火并未全面燃烧四川,内江的糖业在民国初期依旧保持着强劲的势头。

尤其是在1914年7月28日欧洲打响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那时的欧洲人全力生产军工备战,糖业等轻工业被忽视。

直接促使欧洲人开始到亚洲买糖品,俗话说市场决定生产规模,当欧洲张开巨额市场需求之时,内江县作为亚洲重要的制糖中心走向了辉煌。

不完全统计那时内江县60%的土地都种植上了甘蔗,总面积达到了22.2万市亩(约148000平方千米),产量超过11亿斤。

而相配套的制糖工业,糖房超1500家、漏棚1000家,年白糖产量达到2400万斤、水糖2500万斤。据1937年《中国糖业》的统计,内江地区产糖约占全川的68%,占全国产糖的18.7%~26.6%。

但机遇有时伴随着无尽的隐患,常言有道“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在交通欠发达的民国,四川物产出川最大阻碍依旧是交通。

那时的内江糖往往只能下重庆,然后再由长江散发到沿海地带,进而杨帆出海到欧洲,如此来回的折腾内江糖的成本无形中被极度抬高。

这样的成本在欧洲战乱缺糖的背景下可能是微乎其微,但一旦战争结束,欧洲减少对亚洲的糖业进口,整个亚洲糖品市场进入“供大于求”的局面时。

对于内江的糖业可谓一沉重的打击,“运费”成为悬于内江糖业头顶的一把利剑,但这并没有致命,只是让其销量锐减,依托四川省的需求内江糖依旧能活很好。

然而内江糖业整体上的“迂腐”要了它的命,那时大部分内江糖业的从业者,可能是被一战中铺天盖地的订单给弄迷糊了。

在急速扩张自己规模的时候,几乎没有想着改进工业,提高生产效率,清一色的传统“古法熬糖”作坊。

如此一来当中国东部沿海、东南亚的亚热带地区的甘蔗成熟,且大规模用机器生产糖之后,糖品“供大于求”的市场被进一步拉开。

在跟进口糖和沿海糖的竞争中,内江糖业将因被“运费”和“效率成本”两座大山死死的压着喘不过气来,成为全国人民眼中的“高价糖”。

渐渐的失去了全国市场,到1930年时就连主场的四川市场也被外来糖霸占不少,不完全统计那年四川进口了“外国糖”约47000余公担。

民族危亡之时再甜

1937年7月7日日本掀起了全面侵华战争,河北省、山东省和江苏省等省份大部分土地相继沦陷。

中国军民不得不依靠大西南地区苦苦抗击,大批民族资本家们随着国民政府的西迁政策来到了四川,看着以内江为代表的沿沱江糖业的萧条他们出手了。

依托着资本家的资金,内江华农糖厂、中国联合炼糖公司、资中沱江糖厂在1941-1942间于今大内江的行政区内拔地而起。

这批由新资本带来的糖厂,区别于老式“古法熬糖”的制糖工坊,它们花巨资从国外购进了先进的工业化制糖设备。

这批设备有着高效的流水线成产模式,在同样数量的工人操作之下,糖品产量直接一个劲的往上飙,标志着四川糖业走出了效率低的阴影。

与此同时由于日本人发动的侵华战争,几乎完全封锁了中国对外的所有联系,因而鲜有“外国糖”进入中国非沦陷区。

且那些川糖在国内的主要竞争对手,由于地处国土沦陷区,出于不能“资敌”的考虑,也消失在了未沦陷区的糖业市场。

如此一来川糖成为了整个中国非沦陷区糖业的“唯一”选择,简单点说它被动的成为了“垄断企业”。

靠着这股“被动”劲,内江制糖业迎来了第二春。据1943年的不完全统计,整个沱江流域产糖130万市担,内江县就产了45万市担。

从事甘蔗的农户数量占全县总人口的52%,同时还有28%的人口从事糖业贸易的相关活动,从这个比例来看。内江已经完全成为以糖业为中心的县,全县人口几乎都绕着糖业转,也就难怪那时内江被世人美名为“甜城”。

然而品类单一的经济体制是把双刃剑,它可以让一个地区集中力量向一个方向猛冲,并做非常好。但它的缺陷也显而易见,一旦冲锋的方向错了,这个地区可能就要全盘皆输了。1942年,由于中国抗战局势恶化,江南地区的人口大省接连被日本人占领。

内江糖业的市场开始被迫萎缩,与此同时迫于战争的需求,国民政府开始要求四川广种粮食支援前线,毕竟吃饱饭可比吃糖要重要多了。

因而在给吃饭让道中,作为糖品重要原料的甘蔗,种植面积逐年缩小,随着原料的减少,内江糖业再一次衰落。后来抗战结束,以内江糖为代表的川糖应该可以依托可贵的和平重新焕发溢彩,然后蒋介石打起了内战……。

新中国的甜

1949年12月伴随着成都战役的结束,内江正式完整的投入了新中国的怀抱,为了给新中国建设提供经济基础。

新内江政府开始重新捡起已有衰败之相的内江糖业,俗话说的好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作为曾经的糖业巨头内江保留着非常完整的制糖工业和技术工人。

只要稍作恢复内江糖立马就能“重出江湖”,因而在1953国家制定“一五计划”时,新建内江糖厂成为计划中的重点项目之一。1956年3月内江糖厂竣工,每日可榨甘蔗1000余吨,产糖100余吨成为全国最具规模的糖厂之一。

与此同时内江政府还大力鼓励农民在家以小作坊生产的模式融入糖厂的流水线生产,一时间内江全境又一次掀起了风风火火的制糖热。并于1957年达到了一个巅峰,内江收获甘蔗面积达37.47万亩,榨蔗77万吨,产糖7.54万吨,占全省总产糖量的73%,内江成为名副其实的“甜城”。

但当时间进入90年代的改革开放大浪潮时,内江糖厂们跟那时的很多国企一样不幸被市场给大浪淘沙掉了。改革开放前糖一直都是由商务部统购包销,糖厂只需埋头生产即可,国家大包大揽的全收。

如此一来糖厂成为了“温室里的花朵”,它们虽然产品做的好,但几乎就没有销售经验和渠道,面对改革开放带来的市场大挑战,它毫无招架之力。

渐渐的内江糖因销量不好出现了严重亏损,为了止损生产量急剧下降,马太效应之下变的越来越不起眼。2001年3月,作为内江曾经的标杆,国家重点项目内江糖厂宣布被收购,伴随着它的离去,内江“甜城”没了甜味。

参看资料:简述新中国成立后内江制糖业的兴衰 张格

论近代沱江流域制糖工业的兴衰 内江师专学报(1993年) 刘志英

论抗战时期四川沱江流域的制糖工业 内江师专学报(1998年) 刘志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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